最近，一个雷人的数字让国人再度五味杂陈。2009年，全国共用了104亿瓶输液，按照13亿人的人口基数计算，相当于人均8瓶，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抗生素、激素、维生素的滥用，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从医生的个体理性看，多输液、多卖药，当然可以获得更多收入。但是医生和医院追求利润，必须遵循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若法律与道德底线被视若无物，真不知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更令人深思的是，此类事件并非仅存于医疗领域，更非孤案。
　　在善待员工方面，去年富士康接连发生不幸事件，可富士康除了宣布内迁外，并无深刻的反省。即便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也被有关高校调查组谴责为员工监视中心。
　　在产品质量方面，国人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大量购买奶粉运回内地的现象，令人心酸。近年来有机蔬菜大行其道，与其说是国人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不如说是食品安全感缺失下的无奈。
　　在环境污染方面，曾经“橘子洲头，浪遏飞舟”的湘江，重金属污染与日俱增。据湖南省环保局的水质监测数据，湘江水质自上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尤为突出。为治理湘江，预计在2015年前需投入3000亿元，这还未包括污染给沿江居民生命与健康带来的危害。在福建上杭县，如果不是一场暴雨，不知道紫金矿业污染汀江的现象还要“默默无闻”几多年。
　　法律规定历历在目，严打通知年年下发，社会舆论强力鞭笞，为何仍有如此多的妄为者不断挑战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的底线？
　　在利润诱惑面前，总有一些企业或个人利令智昏。但是，面对利益的诱惑，违法者还必须掂量所承担的风险。在紫金矿业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大批现任或前任官员到紫金矿业任职，且薪水不菲。2009年3月，湖南省环保局在“长江环保执法行动”中督查长沙、株洲、湘潭等5个市300家企业，发现有偷排行为的企业17家，环保设备部分停运的有9家，超排的有11家。很难想象，离开地方官员的纵容与庇护，这些企业能如此从容地污染下去。在山西煤矿事故多年来一再上演的背后，国家四部委颁发的《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通知》，再清楚不过地警示着官商勾结现象的严重性。
　　一些地方官员充当不法者挑战公众安全底线的保护伞，除去少不了的个人好处之外，也与gdp至上的发展哲学大有干系。治理此类顽疾的另一障碍在于政府的越位与缺位。政府的主要职责本应是提供公共产品，但现在却成了经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个别地方政府频频利用掌握的土地、税收等资源“大干快上”，搞项目俨然成了政府的主业，却忘记了原本的使命：维护公平竞争、严惩造假和污染者、“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改变gdp崇拜，自然是“知易行难”，绝非喊几句口号就可以扭转大局的。要对抗利益和利润的诱惑，必须动真格，大大提高违法者的犯罪成本和风险。
　　首先，只有假定每个人靠不住，设计出的制度才是靠谱的，才能保护好人不至于变坏。这是辩证的哲学。循着这样的理念，我们应对现有的监管体制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改进，而摒弃严厉处置几个贪官以平民愤的简单思维。
　　其次，在现行体制下，环保、质检、司法等部门缺乏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大大制约了正常职能的发挥。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在每个省都设有分行，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银行体系的放贷受到地方政府严重干扰，出现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坏账。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取消省级分行，改为跨省设置区域性分行，目前在全国设有9家分行，独立性大大提高。这一思路非常值得环保、司法系统借鉴。
　　最后，对环境污染、产品造假、恶意的医疗事故，绝不能罚款了事，必须以严厉的刑罚让违法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责令停工、限期整改，充其量罚款了事，责任哪里去了？再以紫金矿业“污染门”为例：最终，紫金矿业董事长、常务副总裁兼紫金山金铜矿矿长分别被处以人民币705997元、449768元的罚款。福建省环保厅对紫金矿业罚款956.313万元，紫金矿业还宣布将就广东信宜紫金溃坝事件向信宜市民政局捐赠5000万元。出了事情，拿股东的钱去埋单，如此处罚能威慑到几个人？
　　与经济发展相比，公众健康与安全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底线，是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是社会信任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基石。受制约的权力、充分的媒体监督、严厉的刑罚，这是维护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之底线所必备的要素。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